导读：新年伊始，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即将访华，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在亚洲对东盟以外的国家进行国事访问，据菲方称，此次访问将为两国未来五到六年的双边关系奠定基调。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重点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地区热点问题进行交流，共同引领规划两国关系发展。菲律宾外交部也表示，包括农业、再生能源、镍加工、旅游和桥梁建设等在内的一系列合作项目正在讨论之中。 中国与南海争端国的紧密经济纽带是推动南海争端从对抗走向合作的重要“压舱石”。从这一角度出发，中国对菲律宾的经济外交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杜特尔特执政期间所推动的“大建特建”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诸多契合之处，推动中菲经贸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已连续六年成为菲最大贸易伙伴，并跃升为菲第二大出口市场。但双边贸易的蓬勃发展并没能带来中国对菲投资的大幅上涨，截至2022年6月杜特尔特的任期结束时，中国在菲律宾FDI净额中所占的份额仍然很小，仅为1.12%。加上中菲贸易结构以矿产品为主，且中国长期处于顺差中，这种结构较为容易引发贸易摩擦。 小马科斯上任后一定程度延续了杜特尔特的对华友好政策，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更为平衡的外交倾向，如加强美菲联盟，在菲律宾增设美军军事设施等。但是，创造就业、吸引投资、发展经济仍然是马科斯政府的首要关切。在这一形势下，对菲经济外交仍具有相当积极的价值。对比中、美、日对菲经济外交，可见经济外交对改善双边关系效果明显，较好地清除了美菲、美日关系中的历史负面遗产。在当前中菲两国因南海问题存在较大分歧的时候，长期持续的经济外交也有助于菲律宾人民改善对中国的态度，为和平解决南海问题创造条件。中国作为对菲经济外交的“后来者”，应积极吸取美日两国对菲经济外交经验和教训，加大对菲律宾的投资与援助，调整与菲律宾的贸易结构。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国际经济合作》，仅代表作者观点。文｜陆建人、蔡琦
来源｜《国际经济合作》
▲ 2022年2月8日菲律宾政府发布公告，公告中菲政府呼吁外国投资者利用菲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在菲投资新项目或扩大现有业务。图源：互联网
中国、美国、日本都是菲律宾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对其经济具有重大影响。本文从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等方面分析三国与菲律宾的经济活动。双边贸易是经贸往来的重要部分，中、美、日三国均是菲律宾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在贸易结构上，又显现出不同的特点。根据菲律宾统计局的数据，2013-2017年，菲律宾的货物贸易额稳步增长，2017年货物贸易额达到1556亿美元，其中进口927亿美元，出口629亿美元。菲律宾的贸易伙伴中，中国、日本、美国为第一梯队，三国与菲律宾的贸易超过其贸易总额的35%，并与第二梯队的新加坡、韩国等拉开较大差距。从进出口情况来看，中国是菲律宾最大的货物进口来源国，2011-2017年中国货物在菲律宾货物总进口中的比例不断攀升，由10%升至19%；美国和日本在菲律宾货物进口中的份额较为稳定，保持在7.5-13%之间。出口方面，日本是菲律宾最大的货物出口目的地，2011-2016年占菲律宾货物出口份额20%左右，2017年占比有所下降，为16.3%。美国是菲律宾货物出口的第二大目的地，占菲律宾货物出口份额15%左右。由于近年来菲律宾进口中国货物增加，出口减少，两国贸易中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日菲和美菲的贸易中，则是菲律宾保持顺差。根据东盟秘书处数据，2011-2015年菲律宾货物贸易出口产品前五类依次是机械产品、电子产品、矿产品、车辆及其零件、木制品。中日两国与菲律宾贸易的商品结构较为相似，以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为主，主要涵盖机械产品、电子设备、矿产品领域，这也是菲律宾货物贸易的主要产品结构。美国与菲律宾贸易的商品结构则与中日差异较大，集中在农产品、服装、食品领域，敏感度较低，引发贸易摩擦的可能性较小。鉴于菲律宾与三国的贸易中，只有在对华贸易中处于逆差，两国贸易产品中矿产品又占据重要地位，这种结构极易引发贸易摩擦。近年来，虽然中国对菲律宾的投资不断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对菲投资大幅增加。但从金额总数上看，中国仍远远落后于美日两国（见表3）。依据菲律宾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中国经批准向菲律宾投资占菲律宾吸收外资的0.7%（排名第14位），美日对菲投资的份额则分别占到14.3%（排名第三位）和12.4%（排名第四位），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对菲律宾的投资与中菲的贸易关系严重失衡，另一方面说明未来中国对菲律宾的投资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不过，外国投资占菲律宾国内总投资的比例一直较低，2016年不到投资总额的1/3，且较2015年呈下降趋势。因此杜特尔特政府自执政以来，一直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希望以此为菲律宾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2016年杜特尔特总统在访问中国时，中菲两国签署了包括投资合作在内的13个框架文件，总额超过135亿美元。2017年5月杜特尔特总统出席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菲两国政府签订经贸合作协议，中国进出口银行和菲律宾国家银行签署合作协议。中国对菲律宾的投资虽然目前较低，但随着两国合作协议的不断落实，将显现出巨大的增长空间。就经济意义上的人员往来，本文主要分析中、美、日三国与菲律宾在劳务输出和旅游服务等方面交往的情况。菲律宾是海外劳工输出大国，每年海外劳工汇款收入大约占其GDP的10%。从雇佣的总人数上看，菲律宾海外劳工的输出目的地主要分布在中东、东南亚地区，在中、美、日三国工作的人数均有限，不在菲律宾海外劳工分布前10大目的地行列之内。从对海外劳工的态度上看，三国的政策各有不同。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原因，日本近年来扩大了吸收菲律宾海外劳工的规模，2014年日本新雇佣菲律宾劳工8973人，2015年新雇佣10224人，2016年新雇佣人数更是达到了15606人，较2015年增加52.64%。日本近年来在菲律宾海外劳工部也新增了不少培训项目，可以预见未来前往日本务工的菲劳数量将会增加。中国虽然和日本一样，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但对开放本国劳务市场，尤其是初级劳务市场，仍显得非常谨慎。虽然事实上已经有不少菲律宾劳工在中国从事家政工作，但多是不合法形式。美国的情况则又与中日两国不同，特朗普政府就位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于移民和海外劳工实施较为严厉的政策，获取美国工作签证难度增加，不少在美菲劳担忧工作机会或将失去。▲ 表1：2013-2017年菲律宾货物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菲律宾统计局
▲ 表2：2011-2015年中美日与菲律宾贸易产品结构。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
▲ 表3：2007-2016年中美日对菲FDI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东盟秘书处
从游客人数来看，2015年中国成为东盟各国旅游的第一大游客来源国（17.1%），但中国前往菲律宾游客占菲律宾接待外国游客总数的比重不大。2010-2014年，前往菲律宾旅游的以韩国人为主，其次是美国和日本。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和中菲关系回暖，菲律宾出台了针对中国游客的签证办理便利化和优惠政策，中国前往菲律宾游客人数大幅增加，2015年中国前往菲律宾的游客数量与日本基本相当，2016年超越日本，成为前往菲律宾旅游的第三大客源国，2017年中国前往菲律宾旅游的人数超越美国，成为第二大客源国。虽然从人次上看，与第一大客源国韩国仍有一定的差距，但中国游客的增长速度在菲国内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坚定了菲律宾旅游部门加大开发中国游客市场的决心，他们希望2018年中国前往菲律宾旅游的人数能增加至150万人次。另一方面，从旅游的层次上看，目前中国前往菲律宾旅游更多是中低端类型，2016年人均消费仅为12670比索，而美国游客的人均消费为38478比索，日本游客的人均消费为30881比索。不过，随着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增加，未来菲律宾开发中国市场将会有更多机会。
狭义上的经济外交通常指经济援助和具有外交性质的对外制度安排，即通过经济、技术援助和经贸协议等措施，保障本国在他国的利益。广义上的经济外交则包括一国对外经济的所有活动，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保障在他国的经济权益，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手段密切双边关系，促进外交活动的开展。本文将狭义上的经济外交看成是具有外交性质的经济活动，主要从国际援助和经贸协定合作来分析中、美、日三国对菲律宾的经济外交。在国际援助上，西方发达国家有着自身的分工安排。从东盟范围看，澳大利亚和美国重点援助印尼，日本和韩国重点援助菲律宾、越南。与之相比，中国对东盟、对菲律宾的援助则比较有限，未形成较为完整的制度安排。
▲ 图1 2010-2017年菲律宾旅游的主要客源国情况（单位：人次)。数据来源：2010-2015年数据来源于东盟秘书处，2016-2017年数据来源于菲律宾旅游局。
日本是菲律宾的主要援助国。从历史溯源看，日本对菲律宾的援助最早来源于二战后日本对侵略菲律宾的战争赔款。最初菲律宾向日本提出100亿美元的赔款要求，但在美国的斡旋下，菲律宾和日本于1956年最终签订和平条约，日本分10年向菲律宾提供5.5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另在20年内向菲律宾提供2.5亿美元的借款，这即是日本向菲律宾援助的起源。1992年，日本通过了《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将亚洲定为政府开发援助（ODA）的主要对象，尤其是针对东南亚地区。1990-2000年菲律宾接受日本的援助占日本对外援助总额的6.6%，在所有日本援助国家中排名第五位。进入21世纪，日本对菲律宾的ODA贷款占据菲律宾ODA贷款总量的三分之一。2012-2015年，日本继续保持对菲律宾的巨额援助，各年度均为对菲律宾援助最多的国家。2016年菲律宾在所有日本援助国家中排名第七位，在此排名之前的东盟国家包括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从援助的安排和结构上看，日本ODA援助类型包括贷款援助、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三类。日本对菲律宾ODA贷款援助的流向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如2014年大马尼拉道路建设、2015年桥梁建设、南北铁路、达沃市道路和2013年海洋警卫支出，这部分援助通常与具体项目相联系，以项目优惠贷款的形式发放。日本对菲律宾的无偿援助主要是应对自然灾害（如台风海燕的救灾援助）、针对NGO组织的拨款、为菲律宾学生提供奖学金等。第三类是技术援助，主要流向是菲律宾的环境保护、灾害预警、能源建设领域。近年来日本对菲援助中，贷款援助规模最大（见表5），远超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之和。从援助的领域看，经济基础设施是日本对菲援助的主要内容，2016年的援助超过总援助的一半，其次是涉及多部门的援助，再次是社会基础设施。与之相对应，产品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占比较小。此外，2015年安倍政府对日本的对外援助结构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希望以发展合作章程替换ODA章程，更为强调官方援助的战略意义与伙伴关系，同时安倍政府还设立了1100亿美元资金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通过借助亚开行的金融支持，撬动商业资本、社会资本、私人资本参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日本的上述举措，对于菲律宾来说，可谓是利好多多。另外，日本作为主要资金提供者的亚开行的总部即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直以来亚开行也是菲律宾重要的援助机构。根据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2017年12月8日的报道，亚开行计划在未来三年向菲律宾提供36.8亿美元贷款和2510万美元技术援助，以支持菲律宾发展基础设施和完成减贫任务。
▲ 表4：2012-2016年对菲援助前5名国家（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2012-2015年数据来源于日本外交部，2016年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
▲ 表5：2012-2016年日本对菲律宾的官方发展援助支出（单位：亿日元) 。资料来源：日本外交部美国是最早开展国际援助的国家，对菲律宾的援助也远早于其他东盟国家，其对菲律宾的援助呈现出以下特点：从时间脉络上看，二战以前，菲律宾为美国的殖民地，后在二战期间被日本占领。二战结束以后，菲律宾于1946年宣布独立，但美国依旧在这个国家发挥着重要影响力。1947年，两国缔结了《军事基地协定》（1947），菲美同盟诞生。美国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对菲援助。由于战后经济恢复得当，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初，菲律宾一度成为亚洲第二富裕的国家，期间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有所降低。马科斯独裁统治期间，虽然实行了军事管制，但是菲律宾经济也有所增长。转折的时间点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开放较早的菲律宾受到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由停滞走向倒退，美国加大了对菲律宾的援助，直至1992年美军撤离菲律宾。1992年后，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有所下降，直到2011年黄岩岛事件发生前后，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又大幅提高。从援助的结构看，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主要包括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两方面。援助安排上，通常提前一年半制定预算计划。美国对菲律宾的经济援助主要在民主与治理、经济增长、教育、能源、环境、卫生领域。与日本对菲律宾的援助集中在经济领域不同，美国对菲援助中，军事援助的比重一直保持一定的比例。2008-2014年，美国对菲军事援助占其援助总额的20%左右（2011年除外）。2015-2016年，其援助总额中军事援助的比例大幅提高，2016年军事援助比例超过经济援助比例，达到52.56%。美国对菲军事援助则集中在禁毒、军事教育训练、武器融资等领域。美国的对外援助中，通常都带有附加条款，以此来推行美国的人权主义和价值观，保障美国的国家利益。一旦受援国的主张与行为与美国的利益存在差异，美国则中断或减少援助。在对同盟国菲律宾的援助中，美国也奉行上述原则。2016年杜特尔特总统上任后，开展了针对菲国内毒品犯罪的严厉打击活动。但美国认为杜特尔特政府的行为与美国的价值观相悖，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了对菲法治状况与公民自由的“重大关切”。2016年12月，美国政府下属的援助机构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暂停了对菲律宾约4.3亿美元的援助。杜特尔特总统对此公开批评了美国。时任菲律宾外交部长耶赛表示，援助不应该附有条件，如果美国将不批准援助项目作为对菲施压的策略，菲律宾不会屈服。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就实施了对外援助的举措。中国的对外援助主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三种。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资金从国家财政中支出，优惠贷款则指定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外提供。无偿援助通常是在受援国发生重大危机时提供的人道主义帮助（如2011年台风海燕在菲律宾造成巨大灾害，中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无息贷款期限一般为20年，其中使用期5年，宽限期5年，偿还期10年。优惠贷款年利率一般为2%至3%，期限15年至20年，主要作为受援国大型项目建设的配套。从商务部网站公布的对外援助项目看，主要区域为非洲地区。除此之外主要的受援国还包括古巴、柬埔寨和斯里兰卡。根据美国大学威廉玛丽学院的数据库数据，2000-2014年，中国向全球140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和贷款，累计金额高达3620亿美元，约2.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的21%属于传统的无偿经济援助，剩余部分为贷款。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无论是历史上还是规模上，都有较大差距，这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相关。不过，中国也有对菲律宾援助的辉煌时期，在阿罗约总统执政时，中菲关系曾经有过蜜月期，中国一度成为菲律宾官方援助的重要来源国（2006年4.9亿美元，仅次于日本、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英国），这段时间内涉及的项目包括北吕宋铁路、克拉克经济区、菲律宾国家宽带网络等。中国资金手续便利，贷款就位快成为援助的优势。但由于援助资金不够透明，中国企业对菲律宾缺乏了解，加之阿罗约政府爆发贪腐丑闻，多数项目被中止。阿基诺总统上台后，中菲关系因南海争议恶化，两国高层往来减少，经济援助也大幅下降。直到杜特尔特政府执政，中菲关系才有所缓和。2016年杜特尔特访问中国，双方签署240亿美元的协议，包括150亿美元的投资机会和90亿美元的融资。此后两国工作组对这些协议不断进行落实。2017年5月，杜特尔特总统再次访问中国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菲律宾国家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备忘录。除此之外，菲律宾作为创始国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7年亚投行批准了菲律宾马尼拉防洪设施和快速公交两个贷款项目，其中防洪项目已于2018年年初启动。目前，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和合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显著抬头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与两国之间的合作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与美日相比，中国对菲援助更具有自身的特点。与美日不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援助。中国从自身的成功经验中体会到，经济发展不能照搬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在援助促发展问题上，也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西方国家往往要求受援国遵循市场经济路线，向其开放市场。但对于弱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接受经济援助而盲目融入国际市场，往往会冲击本国经济，甚至有沦为经济附庸的危险。中国的对外援助则着眼于援助国自身的需要，没有开放市场的强制条件。中国对菲的援助，旨在发挥菲方的比较优势，更加独立自主地促进自身发展。这一经援路径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另外，中国对菲援助采取了与西方国家“施舍者”不同的理念，不预设政治门槛，尊重对方的意愿和诉求，平等相交、共同合作、共谋发展。从这两点来看，中国对菲援助颇具后发优势。菲律宾政府对于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署向来非常谨慎，积极性也不高，直到近几年才有所动作。2015年，时任菲律宾贸工部部长助理鲁道夫表示菲律宾需要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提高菲律宾在全球贸易与投资中的地位。目前，菲律宾加入的自由贸易协定有7个，其中6个是通过东盟的框架签订，分别是《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唯独2006年签署的《菲律宾—日本贸易协定》为双边贸易协定。由此可见，中、美、日三国中日本在与菲律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根据菲律宾贸工部网站的资料，日菲双边贸易协定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人员往来、知识产权、海关程序，改善商业环境和政府采购等多个方面。2008年《菲律宾—日本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协定生效后至2016年，菲律宾对日本的出口增加了53%，菲律宾农产品对日出口增加34%，工业制成品出口增加35%；日本对菲投资是协议生效前的2倍；日本为1605名菲律宾医护人员创造就业岗位，其中护士473人，护工1132人。在美菲协定方面，阿基诺时期，菲律宾曾非常希望加入美国在亚太地区主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但其国内对于TPP的高标准存在不同的声音，最终菲律宾表示因为“部分法律整改无法完成，暂时不想加入”。但当2015年10月TPP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后，菲律宾贸工部部长多明戈又表示希望加入。然而，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TPP抱完全否定态度，就任美国总统第一天便宣布废除TPP。失去了美国参与的TPP名存实亡。与此同时，美国在全世界挥动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引发东盟国家的担忧。与其他国家一样，菲律宾将目光转移到中国推动的RCEP上。在中菲协定方面，虽然一路坎坷，但菲律宾仍作为创始成员国签署了加入亚投行的文件。杜特尔特首次访华期间，中菲签署13个框架协议。目前，菲律宾对中国公民实行落地签，中国拟开发针对菲律宾劳工的劳务市场，双方有望签署更多经贸协定。不过，菲律宾在加入TPP上的反复行为，也表明了其由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对参加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关系比较谨慎。
经济外交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对于双边关系与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都有重大影响。在中国走向世界，在世界舞台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新时期，开展好对菲律宾的经济外交，既是改善两国关系的需要，又将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分析和对比中、美、日三国对菲律宾的经济外交及其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日本近年来在菲律宾的经济外交，政治性色彩逐渐淡化，更多通过项目的形式，帮助菲律宾发展的同时，提升本国的影响力，以“软实力”传播自身理念和价值观，故而与受援国（菲律宾）的摩擦较小，菲律宾人对于日本的帮助更多是感激，使日本的经济外交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美国虽然也长期保持着对菲律宾的经济援助，但在援助中更多附带有价值观、人权评价等内容，更多地展现出不平等的元素。此外，过多的附加条件，过度的政治化、军事化的援助，会对受援国独立自主产生不利影响，也有插手受援国内务之嫌，以致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曾公开拒绝美国带有条件的援助。中国在菲律宾的经济外交开展较美日两国晚，近年来虽有迎头赶上的趋势，但受限于南海问题，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因此，中国在菲律宾开展经济外交，需要将经济与政治相隔离，双轨运作，更多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尽可能保持最高的透明度，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美日两国的对外援助，分别由美国国际发展署和日本协力机构负责。经过长期的发展，两个机构建立了全面、完善的制度，如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大纲》（2003）等，保障了两国对外援助活动的顺利开展。我国在机制建设方面则显得较为不足，对外援助的业务外交部、商务部等机构均有参与，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还涉及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业务部门，并无统一的机构负责，加大了援助过程中协调的难度。另外，长期持续的经济援助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如日本通过对菲律宾的长期援助，逐渐改变了菲律宾人民对于其在二战中侵略的态度，不少民众认为日本已经“改过自新”。菲律宾曾是西班牙（16-19世纪末）和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的殖民地，但不少菲律宾民众对于美国并无太多“美国是殖民者”的意识，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在对菲殖民期间，对菲律宾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进行了设计与改造，另一方面在于战后美国对菲律宾进行了大量的援助。在当前中菲两国因南海问题存在较大分歧的时候，长期持续的经济外交也有助于菲律宾人民改善对中国的态度，为和平解决南海问题创造条件。美国和日本两国开展经济外交的过程中，除了有政府“出面”，还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NGO）深入到项目一线，帮助菲律宾民众开展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活动。NGO一方面可以帮助加大民众对于援助项目的了解，使项目推进更符合当地情况，另一方面可以加深两国的民间往来，起到进一步扩大经济外交影响力的作用。中国在这一领域也应向两国学习，鼓励民间前往当地开展帮扶工作，以便更好地促进援助项目的开展。中国虽然近年在贸易方面与菲律宾有诸多合作，但在投资、人员往来、援助和协定签署等方面与美国和日本仍存在较大差距。如何提高中国对菲律宾的经济影响，发挥好经济外交的作用，促进两国合作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结合上述启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 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加大对菲律宾的投资与援助针对对菲律宾投资较少的问题，中国可适时地、有选择地推动对菲投资。虽然目前两国在南海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双方贸易关系却是越来越紧密。为进一步加大对菲律宾经济的影响，中国应当配合参与杜特尔特政府的“菲律宾雄心”规划，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菲实施。菲律宾华人是维系中菲经贸关系乃至中菲关系全局的重要纽带，维系好与菲律宾商界华人的关系，对于发展中菲经贸关系至关重要。此外，菲律宾省份众多，南部棉兰老岛的一些地区的形势错综复杂，国内企业对菲律宾进行投资的过程中还应当加强对当地法律、政策、文化等多方面的了解，做好充分的前期工作，管控投资风险，确保投资的安全。援助方面，中国应将对菲律宾援助视为长期软实力的投资，摒弃援助换资源的想法，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将援助切实当作是提高当地居民福祉的行为，改变菲律宾民众对于中国负面印象，减少对“中国威胁”的担忧。在援助过程中，要将硬件援助与软件援助相结合，应建立专门的机构统筹协调。不能单纯的依靠资金资助，更多的是依靠软性条件扩大人文交流，扩大援助宣传，提升菲律宾民众对于中国援助的认可度。随着人口老龄化来临，中国正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开放劳务市场成为必然。例如，中国东南沿海不少地区护理人才短缺，许多省份尤其是西部地区英语教师供给不足，这些都是菲律宾人力资源优势领域。中菲劳务合作的谈判正在展开，可以先从这些人力短缺并对口的领域展开试点，采取配额政策，逐步开放劳动力市场，为菲律宾创造所需的就业机会。同时，做好在华菲律宾人的配套与服务政策，提升菲劳对中国的认可度。目前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结构仍较为单一，且中国一直处于顺差，因此中国在两国贸易交往过程中，首先应不断调整与菲律宾的贸易结构，注重产品的多样性，减少贸易中的摩擦和菲律宾对于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担忧。中国出口菲律宾的商品也更需要注重商品质量，塑造品牌效应，提高菲律宾民众对于中国商品的信赖程度。只有更多出口高技术含量的商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菲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其次，推进RCEP谈判，时机成熟可开展中菲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从日菲贸易协定实施的情况看，协定对双边经贸往来的促进作用较强。中菲构建新贸易协定有助于改善双边贸易结构，使双边经贸合作更加健康可持续。南海问题是影响中菲两国经贸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和平解决南海问题至关重要。中国在解决南海问题上提出了“双轨”思路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解决南海问题的有效手段。菲律宾政府也表示希望和平解决南海问题。南海问题的影响也不应扩散至两国正常的经贸往来，中菲两国要加强沟通交流，避免误判。两国经济往来应在双边关系中发挥缓冲作用，通过经贸往来的合作加深两国了解，改善中菲关系。民间交流是两国关系的粘合剂与催化剂。开展经济外交离不开良好的民间交往和稳定的舆论环境。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应更多推进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尤其是让更多菲律宾青少年走进中国，了解中国、亲近中国，改变菲律宾人意识中西方宣传的中国负面形象。应增加在菲中国媒体的数量，雇佣当地菲律宾人建立运用菲律宾语（原称他加禄语，Tagalog）宣传的媒体机构，扩大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国友好的宣传。同时鼓励中国民间组织深入到菲律宾贫苦地区开展支教、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帮扶，促进两国友好往来。*文章原载《国际经济合作》2018年第9期，原题为《中、美、日与菲律宾经济外交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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